1948年12月11日。沈阳。
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大院里，一场雪刚停。屋檐下挂着冰溜子，阳光一照，亮得刺眼。收发室的老刘头把一摞信件分门别类码好，送到秘书科。其中一封不起眼的牛皮纸信封，被随手搁在了待处理文件的最上面。
信封上写的是“东北行政委员会收”，字迹潦草，像是用左手写的。寄信人落款：王兴荣。
秘书科的人拆开信封，抽出里面两张折得皱巴巴的信纸。信纸是普通的白纸，边角已经发毛，像是揣在身上好些日子了。信的内容不长，但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扎进人的眼睛——
“原日本关东军特高课行动队一名杀手，代号‘幽灵’，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前夕逃匿。数年来几经通缉，均无影踪。两个月前，有人在哈尔滨见过此人。恳请予以缉拿，为死难者报仇。”
秘书科的人不敢耽搁，当天下午就把信送到了领导案头。
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几位领导传阅之后，脸色都不太好看。关东军特高课——这个名字，在东北大地上，谁不知道？那是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五个字。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最初隶属于日本内务省，是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御用工具。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关东州警察署仿效本土设立特高课。到了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特高课在中国东北披着“满洲国特高课”的外衣，疯狂镇压中国军民的抗日活动。
日本当局在东北建立了一支以三万日本警察为骨干、总人数超过十万的伪满洲国警察队伍。每一个地方的警察厅，都有警察署特高科直接领导的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的地位和待遇比普通伪满警察高出许多，干的却是最见不得人的勾当——监视、跟踪、逮捕、刑讯、暗杀。
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伪满洲国境内镇压抗日、搜集情报、打击反法西斯盟国情报网络的秘密活动，主要由特高课和日本宪兵队来完成。1936年6月，关东军宪兵队下令对北满新闻界、教育界、中共地下组织实施大规模逮捕。1937年4月15日，宪兵队特高科制造“四一五大逮捕”事件，在哈尔滨逮捕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等一百一十余人。1941年3月，关东军宪兵队在长春成立科学反间谍队，统称八六部队。
这还只是有记载的。那些没有记载的——深夜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的人、在审讯室里被折磨致死的人、被秘密处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谁也算不清。
所以当“幽灵”这个代号出现在举报信里的时候，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每个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特务，这是特高课“隐形执行组”的杀手。关东军密档记载，此人在役期间亲手暗杀各方人士四十四名。“隐形执行组”特工的真面目被关东军严格保密，连档案里都没有留下他的照片。
一个没有照片的杀手。一个代号“幽灵”的人。一个手上沾着四十四条人命、却在战后人间蒸发的恶魔。
东北行政委员会当天就将举报信转往哈尔滨市公安局，要求据此线索将“幽灵”拘捕。
信送到哈尔滨的时候，已经是12月中旬了。松花江封了冻，江面上能走马车。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还能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有些墙面上弹孔还没来得及修补，有些老建筑的门窗还钉着木板。但城市已经在慢慢地活过来。中央大街上的店铺重新开了张，卖红肠的、卖大列巴的，飘着热气。孩子们在雪地里追着跑，笑声能传出去老远。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正在复苏的城市里，一个代号“幽灵”的杀手，就藏在某个角落里。
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黄华青接到公函之后，没有片刻耽搁。他当即把相关材料下达到全市十一个公安分局以及市局直辖的治安处、公安总队、交警大队等各个部门。命令只有一句话：留意与“幽灵”相关的情报线索，发现该犯，即刻缉拿归案。
命令下去了。各分局、各队的人都在暗中留意。但谁也不知道“幽灵”长什么样。没有照片，没有画像，只有一个代号和一个名字——朴立本，二十八岁，朝鲜族。
朴立本。这个名字在哈尔滨的街头巷尾悄无声息地传开了。但传开的也只是这个名字。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用的是不是真名。
哈尔滨的冬天很冷。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吐口唾沫落地就结冰。公安局的人顶着寒风在各条街道、各个场所暗中排查，但哈尔滨太大了——四十多万人，几十条街，无数的胡同、院子、地下室、阁楼。一个人要藏起来，太容易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各分局报上来的线索一条一条地被核实、被排除。有人举报说见过一个朝鲜族男子在道外区出没，查了三天，发现是卖狗肉的。有人说南岗区有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形迹可疑，跟了五天，发现是前清遗老的儿子。线索一条条断了，又一条条来，再一条条断。
黄华青每隔两天就要听一次汇报。每次听完，他都沉默一会儿，然后说：“继续查。”
“幽灵”案陷入僵局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突破口会出现在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地方——哈尔滨教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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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养院的火炉
哈尔滨教养院在道里区的一条僻静巷子里。说是教养院，其实就是一座旧仓库改造的，红砖墙，铁皮顶，窗户上安着拇指粗的铁栏杆。院子里用砖头垒了几个炉子，冬天用来取暖和烧热水。
教养院不是监狱。这里关押的不是犯人，而是那些“需要审查教养”的人——无业游民、流浪汉、身份不明者、有嫌疑但还没有定论的人。设施简陋得很，一张木板床，一条薄被子，冬天冷得要命。墙上刷着白灰，但年头久了，一块一块地往下掉。
逃跑是常有的事。教养院的围墙不高，院墙外就是巷子，翻过去就跑了。值班民警也就那么几个人，夜里看不过来。跑了一个两个的，登记一下，报上去，就算完事。反正跑的都是些没定性的“教养对象”，不是什么重刑犯。
所以1948年12月28日那天晚上，值班民警例行晚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的时候，也没太当回事。
登记册上写着：刘之君，无业，一个月前被巡逻民警扣留后解送教养所审查教养。
值班民警在登记册上记了一笔“12月28日晚点名缺席，疑已脱逃”，然后把册子合上，继续烤他的火去了。
第二天早上，内勤民警佟寿来接班。佟寿这人，三十出头，瘦高个，戴一副圆框眼镜，话不多，但心细。他翻看交接记录的时候，看到了“刘之君脱逃”那一条。他也没在意——教养院跑人，太正常了。
交接完了，佟寿提着暖水瓶去火炉房冲开水。
火炉房在院子西北角，一间小砖房，里面砌着一个大炉子。炉子是用旧铁桶改的，外面糊了一层黄泥。这炉子一直不太好用，烟道不通，一烧火满屋子都是烟。前几天有人修过一次，但没修好，还是漏烟。
佟寿推开火炉房的门，愣了一下。
炉子烧得正旺，铁桶壁被烧得发红。屋子里一点烟都没有。他走近一看，发现烟道被人重新砌过了——用的不是黄泥，是耐火土，抹得平平整整，严丝合缝。炉膛里的火舌笔直地往上蹿，一点也不往外面冒。
佟寿蹲下来看了看那烟道，又伸手摸了摸耐火土的表面——已经烧硬了，说明修好至少有两三天了。
他提着暖水瓶走出来，随口问了一句在院子里扫雪的老头：“那炉子谁修的？”
老头说：“就那个姓刘的嘛，跑了那个。”
佟寿“哦”了一声，没再问。但回到办公室坐下之后，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一个无业游民，被送进教养院才一个月，之前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他会修炉子？修炉子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砌烟道要懂角度、懂风向，要用耐火土而不是黄泥，这得有手艺。一个无业游民，哪来的这手艺？
佟寿打开抽屉，翻出了那份市局下发的协查通报。通报上关于“幽灵”的信息少得可怜——朝鲜族，二十八岁，会武术，可能使用化名。没有照片，没有画像。
但通报上有一句话引起了佟寿的注意——“该犯受过专门训练，具备多项特殊技能。”
佟寿把通报放下，又想了想那个修得一丝不苟的炉子。他又翻了翻刘之君的入所登记——一个月前被巡逻民警在道外区扣留，原因是在街头游荡，形迹可疑。没有身份证件，自称是辽宁新民县人，来哈尔滨投亲不遇。
新民县。佟寿记得，协查通报上说“幽灵”朴立本也是辽宁人，奉天（沈阳）郊区。新民县离沈阳不远。
佟寿坐不住了。他起身去了教养院的档案室，把刘之君入所以来所有的记录都翻了出来。记录不多——入所登记、日常表现记录、几次谈话记录。佟寿一条一条地看，越看越觉得这个刘之君不简单。
入所之后，刘之君一直很安静。不闹事，不惹事，干活也积极。教养院的活不多，主要是打扫卫生、劈柴、烧火。刘之君什么活都干，而且干得比别人好——劈柴劈得匀，扫地扫得干净，还主动帮厨房修过一口漏水的锅。
有一次管教干部找他谈话，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是给地主当长工的。管教干部又问他会什么手艺，他说没什么手艺，就是干活干多了，什么都会一点儿。
“什么都会一点儿。”佟寿在心里琢磨着这句话。
他又想起一个细节——昨天他经过火炉房的时候，好像看见刘之君蹲在炉子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纸在看。当时他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张纸好像是市局发的协查通报。通报是贴在教养院办公室墙上的，谁都可以看。
如果刘之君就是“幽灵”，他看到通报之后，就知道自己暴露了。当天晚上就跑了。佟寿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串在一起，越想越觉得可能性大。
但他不能确定。一个修炉子的手艺，一张协查通报，一个辽宁籍贯——这些加在一起，还远远不够给一个人定罪。
佟寿决定去查。
他先找了那天晚上值班的民警，问刘之君逃跑的经过。值班民警说，那天晚上点名的时候人还在，点完名之后他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就发现刘之君的床空了。前后不过十分钟。
十分钟。一个教养院，围墙虽然不高，但要翻过去也得费点功夫。十分钟翻墙跑掉，说明这个人身手利落。
佟寿又去问了同屋的另外几个教养对象。其中一个人说，刘之君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教养院的人从来没人叠被子，都是胡乱一团。另一个人说，刘之君跑之前好像还洗了把脸，把头发也拢了拢。
一个要逃跑的人，跑之前还叠被子、洗脸、拢头发？
佟寿把调查结果整理成了一份报告，当天下午就送到了教养院领导那里。领导看完之后也坐不住了，立刻带着报告去了市局。
黄华青听完汇报，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话：“让佟寿去沈阳，找那个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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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沈阳之行
佟寿接到命令的时候，是12月30日的下午。距离1949年元旦只剩一天。
他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跟媳妇说要去趟沈阳出差。媳妇问几天能回来，他说不好说，看情况。媳妇没再多问，给他装了几个冻梨和两张烙饼，叮嘱他路上小心。
当天的夜班火车。佟寿买了一张硬座票，从哈尔滨站出发，一路向南。
十二月底的东北，夜里的气温能到零下三十度。火车车厢里烧着煤炉子，但暖气管子冻住了大半截，只有靠炉子近的几个座位还有点热乎气。佟寿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大衣裹紧了，从怀里掏出那份协查通报，又看了一遍。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车窗外面是黑沉沉的大地，偶尔能看见远处村落的几点灯火，一闪就过去了。
佟寿睡不着。他把协查通报折好塞回怀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那个修炉子的事。
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怎么会跑到教养院里去？又怎么会被巡逻民警给扣了？
这些问题他想不通。但他知道，到了沈阳，找到那个叫王兴荣的举报人，或许一切就都有答案了。
火车走了整整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到了沈阳站。
1948年的沈阳，刚刚经历过战火。辽沈战役在两个月前结束，国民党守军投降，东北全境解放。城市百废待兴，街上还能看到没来得及清理的沙袋工事和弹坑。但老百姓已经在恢复正常生活了——卖早点的摊子支起来了，有卖豆腐脑的、卖油条的，热气腾腾的，香味飘出去老远。
佟寿在站前吃了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然后按照地址找到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他出示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介绍信，说明来意。接待他的人告诉他，举报信是半个月前收到的，署名“王兴荣”，但这个人到底是谁、住在哪里，行政委员会这边也没有更多信息。信是直接投进收发室的，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佟寿愣了一下。没有联系方式？那怎么找？
接待他的人说：“信是从沈阳本地投的，邮戳是沈阳中街的邮局。如果这个人还在沈阳，或许能找到。但沈阳这么大……”
佟寿说：“我试试。”
他拿着举报信去了沈阳中街的邮局。邮局的人说，信是投进邮局门口的邮箱里的，具体是谁投的，他们也记不清了。佟寿又问那几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来寄信，邮局的人想了想，说没什么特别的，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
线索断了。
佟寿站在中街的街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一阵发沉。沈阳这么大的城市，两百多万人，找一个只留了名字、没有地址、没有职业、没有体貌特征的举报人——这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
但他没有放弃。他又回到了东北行政委员会，找到了当时经手这封信的秘书科的人，问他们对“王兴荣”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秘书科的人说没有，但提供了一个信息——信纸是普通的白纸，但信封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牛皮纸，质地很厚，像是工厂里用的那种。
工厂里用的信封。佟寿记下了这个细节。
接下来的两天，佟寿在沈阳跑了好几个地方——造纸厂、印刷厂、文具批发市场。他拿着那个信封的样品去问，终于在一个文具批发商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这种厚牛皮纸信封，主要是沈阳铁西区几家工厂在用的。
佟寿又去了铁西区。铁西区是沈阳的工业区，大大小小的工厂几十家。他一家一家地问——有没有一个叫王兴荣的工人？有没有人最近寄过信？
问到第三天的时候，在一家机械厂里，一个车间主任说：“王兴荣？我们厂是有这么一个人，在钳工车间干活。不过这人性格孤僻，不怎么跟人说话。”
佟寿心里一紧，问：“他在吗？”
车间主任说：“今天没来上班，请假了。说是身体不舒服。”
佟寿要了王兴荣的住址，当天下午就找了过去。
王兴荣住在铁西区一条胡同的深处，一间不大的平房。佟寿敲了敲门，没人应。他又敲了几下，里面才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谁啊？”
“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想跟你了解点情况。”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四十来岁的男人的脸。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他上下打量了佟寿一番，然后把门打开了。
屋里很暗，窗帘拉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炉子。桌子上放着一摞报纸和几本书。墙角堆着一些零件和工具。
佟寿在椅子上坐下，开门见山：“你就是王兴荣？那封举报‘幽灵’的信是你写的？”
王兴荣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你是怎么知道‘幽灵’这个人的？”
王兴荣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开了口。
“我以前……在关东军里干过活。不是当兵，是当翻译。”
佟寿没有打断他，静静地听着。
王兴荣说，他年轻时在日本人的学校里学过日语，后来被征到关东军里当翻译，在特高课的一个部门干过两年。那两年里，他见过“幽灵”两次——一次是远远地看了一个背影，一次是听别人在背后议论。那些人说，这个人叫朴立本，朝鲜族，是“隐形执行组”的，专门干暗杀的活。
“后来呢？”佟寿问。
“后来日本投降了，我就跑了。回到沈阳，找了份工，想过安生日子。但去年冬天，我在哈尔滨出差的时候，在一个饭馆里看到了一个人。那个背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幽灵’。”
“你确定？”
王兴荣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我不会认错。那个人的走路姿势很特别——步子不大不小，每一步都踩在一条线上。那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会有的走法。”
佟寿把随身携带的素描本拿出来，按照王兴荣的描述，画了一张朴立本的肖像。王兴荣看了看，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脸型偏长，眉毛很浓，鼻子挺，嘴角往下撇。”
佟寿又问了一些细节——身高、体型、有没有什么特征。王兴荣一一回答了。
当天晚上，佟寿在招待所里把调查结果写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连夜发回了哈尔滨。
报告的最后一行写着：“经举报人指认，教养院脱逃人员刘之君的体貌特征与‘幽灵’朴立本高度吻合。初步确认刘之君即为通报缉拿对象‘幽灵’朴立本。”
黄华青收到报告后，立刻下令：全市布控，全力追捕“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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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阿城的女人
追捕“幽灵”的命令下达到哈尔滨全市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月初了。
佟寿从沈阳回来之后，被临时抽调进了专案组。专案组一共五个人，组长是市公安局治安处的老侦查员张胜保，四十多岁，干了一辈子侦察工作，经验老到。另外三个人分别是贾学友、马占山（跟那位抗日名将同名同姓，是个巧合）和李福生。再加上佟寿——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搞过侦查的内勤民警。
张胜保对佟寿说：“小佟，你虽然没搞过侦查，但‘幽灵’是你发现的，你对这个案子最熟悉。你跟着我，多看多学。”
专案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清楚“幽灵”从教养院逃跑之后去了哪里。
教养院在道里区。道里区是哈尔滨的老城区，人口密集，街巷纵横。一个受过特工训练的人要在这里藏身，并不难。但专案组判断，“幽灵”不太可能继续留在哈尔滨市区——教养院逃跑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全市都在搜捕他，留在市里太危险了。
他会去哪里？
张胜保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会上，佟寿提出了一个想法——他在调查刘之君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刘之君入所之前，曾经跟同屋的一个人闲聊时提到过阿城。
阿城。哈尔滨东南方向的一个县城，距离市区大约四十公里。坐火车不到一个小时。
张胜保听了之后，让佟寿去查一下阿城那边有没有什么线索。
佟寿通过哈尔滨铁路公安处查到了刘之君一个月前的行踪记录——他在被巡逻民警扣留之前，确实坐过一趟从阿城方向开来的火车。火车票的票根显示，他从阿城站上车，在哈尔滨站下车。
当天下午，佟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张胜保。
张胜保说：“去阿城。”
1月5日，专案组五个人坐火车去了阿城。
阿城是个小县城，一条主街，两排店铺男人戴表戴哪只手，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火车站前面的那片空地。冬天冷，街上人不多，偶尔有几辆马车“吱吱呀呀”地过去。
专案组首先去了阿城县公安局。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是追捕“幽灵”，非常重视，派了两个熟悉当地情况的民警协助调查。
调查从刘之君在阿城的社会关系入手。一个无业游民，在阿城待过，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要么是住店，要么是投亲靠友。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去查阿城的旅馆客栈，一路去查阿城各街道的居民登记。
旅馆那边很快有了消息。阿城唯一一家像样的客栈叫“悦来客栈”，掌柜的说，一个多月前确实有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来住过店，住了三天，登记的名字是“刘之君”。掌柜的还记得这个人，因为他不怎么出门，整天待在屋里，吃饭都是让伙计送到房间去。
“他走的时候说去哪儿了吗？”张胜保问。
掌柜的想了想，说：“没说要去哪儿，但他走之前问过我一句话——问阿城有没有姓赵的寡妇。”
姓赵的寡妇。
张胜保和佟寿对视了一眼。这是个重要线索。
专案组在阿城公安局的协助下，开始查找姓赵的寡妇。阿城不大，寡妇也不多，符合条件的就那么几个。挨个排查之后，目标锁定在了一个叫赵翠娥的女人身上。
赵翠娥，三十五岁，丈夫几年前病死了，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在城南的一条巷子里。靠给人缝补衣服和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邻居说她平时深居简出，不怎么跟人来往，但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人来找过她。
专案组没有打草惊蛇。张胜保安排贾学友和李福生在赵翠娥家附近蹲守，观察有没有可疑人员出入。
蹲守了两天，没什么发现。赵翠娥每天上午出门买菜、下午在家缝衣服，晚上早早关门睡觉。没有外人来找她。
但第三天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
那天傍晚，天快黑了，一个男人出现在赵翠娥家门口。那人穿着一件黑色棉袄，戴着一顶狗皮帽子，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左右看了看，然后敲了敲门。
赵翠娥开了门，那人闪身进去了。
蹲守的贾学友立刻派人回去报信。张胜保带着佟寿和马占山赶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几个人围在赵翠娥家附近，等着那人出来。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门开了。那人从屋里出来，还是低着头，帽檐压得低低的。他快步走出巷子，拐上了主街。
张胜保一挥手，几个人跟了上去。
跟了大约二百米，那人突然站住了。他转过身来，帽檐下面的眼睛扫了一圈——张胜保心里“咯噔”一下：被发现了。
那人拔腿就跑。张胜保喊了一声“站住”，带着人追了上去。那人跑得极快，在巷子里左拐右拐，像一条泥鳅一样滑不溜手。佟寿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眼看着那人翻过一道矮墙，消失在了一片民居的阴影里。
追丢了。
张胜保气得直跺脚。但回到赵翠娥家门口的时候，他冷静下来了——人虽然跑了，但赵翠娥还在。那个人来找赵翠娥，说明赵翠娥跟他有联系。从赵翠娥嘴里，或许能问出点什么来。
专案组敲开了赵翠娥的门。
赵翠娥看到几个警察站在门口，脸色一下子白了。张胜保说明了来意，赵翠娥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说了一句：“他……他真的是特务？”
张胜保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赵翠娥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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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七年相好
赵翠娥的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憋不住了的哭。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她用手背去擦，擦不完。
张胜保没催她，让她哭了一会儿。佟寿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递过去，赵翠娥接过来，擦了擦脸，抽噎着开了口。
“我跟他……好了七年了。”
七年。1942年到1949年。
赵翠娥说，她跟朴立本是七年前在绥化认识的。那时候她丈夫刚死不久，她想回娘家散散心，就跟三个同乡结伴去绥化跑单帮。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伙土匪，那三个男的被土匪杀了，赵翠娥以为自己也要死了。
“就在那时候，他来了。”赵翠娥说，“他手里有枪，几下就把土匪打跑了。他把我送回了阿城。从那以后，我们就……就在一起了。”
朴立本告诉赵翠娥，他是新民县人，给地主当护院。东家经常外出，他就跟着当保镖。每年能来阿城两三次，每次待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候三五天，有时候十来天。
“他每次来都给我带东西，”赵翠娥说，“有时候是野兔，有时候是山货。最大的一次……他给了我两根金条。”
两根金条。佟寿在心里算了一下——1942年到1945年，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一个“护院”怎么可能有金条？
赵翠娥也知道这个男人不一般。但她没有问。七年来，她从来没有问过朴立本到底是干什么的。不是不好奇，是不敢问。
“我怕一问，他就再也不来了。”赵翠娥低着头说。
张胜保问：“他这次来找你，跟你说什么了？”
赵翠娥说，朴立本是元旦那天傍晚来的。他说自己遇到了点麻烦，需要在她这里躲几天。赵翠娥没多问，给他收拾了床铺，做了饭。他在她这里住了三天，每天都不出门，就待在屋里。第三天晚上，他说要走了，去找一个叫崔大鹏的人。
“崔大鹏是谁？”张胜保问。
赵翠娥说，她也不知道。朴立本没细说，只说他有个朋友在哈尔滨，姓崔，开饭馆的，去找他想想办法。
专案组连夜赶回了哈尔滨。
张胜保立刻让人去查崔大鹏这个人。哈尔滨的饭店、餐馆、西菜馆——姓崔的、开饭馆的——范围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专案组运气不错，两个小时之后就有了结果。
崔大鹏，朝鲜族人，在马家区一家白俄开的“达乌特西菜馆”当大厨。但这个人从元旦那天起就没来上班，跟老板请了假，说是家里有事。家里也没人，邻居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专案组分析：朴立本元旦傍晚从阿城逃跑，如果他连夜赶到哈尔滨，找到崔大鹏——但崔大鹏已经不在家了。朴立本会不会扑了个空？
张胜保派贾学友去“达乌特西菜馆”进一步了解情况。
西菜馆的老板是个白俄老太太，中文说得磕磕巴巴的。她说崔大鹏在她这里干了三年了，手艺不错，人也好相处。元旦前一天他来找她请假，说要回老家松原一趟，他姐姐身体不好。老板准了假，他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消息。
贾学友又问：崔大鹏走之后，有没有人来店里找过他？
老板想了想，说有一个——元旦第二天傍晚，来了一个女的，三十来岁，朝鲜族打扮，问崔大鹏在不在。老板说不在，回老家了。那女的也没多问，转身就走了。
贾学友把店里的一个小徒弟叫过来问。小徒弟十七岁，眼睛很亮，说话条理清楚。他说他记得那个女的，因为她站在店堂里的时候，正好面对着一张崔大鹏端着一盘菜的广告照片。一般人看到照片都会看一眼，但那女的“一脸无动于衷”，好像根本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所以她不是来找崔大鹏的熟人，”小徒弟说，“她是来打听崔大鹏的。”
小徒弟还说，那女的出门的时候，跟门口一个卖香烟的小贩打了声招呼。那小贩常年在店门口摆摊，认识的人多，或许知道那女的什么来路。
贾学友出了西菜馆，找到了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小贩说他认识那个女的——姓关，叫关春花，住在道里区安丰街，是卖煎饼的。她丈夫是个大车行的伙计，经常在外面跑车，两口子没有孩子。
关春花。又一个女人的名字浮出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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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跟踪与收网
张胜保听了贾学友的汇报之后，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好几圈。
“幽灵”从阿城逃跑之后，先去找了赵翠娥，在赵翠娥那里躲了三天。然后他去找崔大鹏，但崔大鹏不在。于是他派了一个女人——关春花——去崔大鹏的店里打听消息。
关春花跟“幽灵”是什么关系？她是“幽灵”的同伙，还是只是被利用的？
张胜保决定先不打草惊蛇。他安排人对关春花进行跟踪监视。
1月8日，天刚蒙蒙亮，贾学友和佟寿就来到了道里区安丰街。关春花家的门还关着，但屋里的灯已经亮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关春花推着一辆卖煎饼的小车出来，车上放着炉子、鏊子、面糊和调料。
她推着车走了三条街，在一个路口停下来，支起摊子开始卖煎饼。贾学友和佟寿在不远处的一个早餐摊上坐下来，一人要了一碗豆浆，一边喝一边观察。
关春花的生意不错。她手脚麻利，烙出来的煎饼又薄又脆，排队的人不少。她一边干活一边跟顾客说笑，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卖煎饼的女人，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贾学友注意到一个细节——关春花烙煎饼的时候，眼睛时不时地往四周扫一下。这不像一个卖煎饼的女人该有的习惯。
中午十二点左右，关春花收摊了。她把小车推回家，放下东西，然后又出了门。
贾学友和佟寿跟了上去。
关春花先去了“达乌特西菜馆”——就是崔大鹏工作的那家。她在门口站了一下，没进去，只是往里面看了看，然后转身走了。
接着她去了南岗区阿什河街的一家铁匠铺。她也没进去，只是在门口招了招手，把铁匠叫了出来。两个人站在门口低声说了几句话，关春花就走了。
贾学友让佟寿去了解那个铁匠的情况。佟寿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了——那铁匠姓关，是关春花的小叔子。
当天下午，专案组开了一个短会。张胜保说：“关春花今天的行为很反常。她先去西菜馆，又去铁匠铺——这两件事看起来都不像她平时该做的事。她很可能是在替别人传递消息。”
张胜保决定：第二天早上继续跟踪关春花。
1月9日，关春花照常出摊卖煎饼。收摊之后，她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火车站。她在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松原的车票。
松原。崔大鹏的姐姐就在松原。
专案组立刻判断：关春花是去松原找崔大鹏。而“幽灵”很有可能也在松原。
张胜保当机立断——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跟踪关春花，另一路提前赶赴松原布控。
当天下午，佟寿和马占山坐上了去松原的火车。松原比阿城远一些，火车走了将近三个小时。
到了松原之后贝语网校，佟寿和马占山先找到了当地公安局，说明了情况。公安局的同志很配合，派了几个民警协助排查。
松原是个比阿城大一些的县城，人口稠密，街巷复杂。要在这么大一个地方找到“幽灵”和崔大鹏，并不容易。
但关春花给了他们方向。
1月10日上午，关春花到了松原。她没有去旅店，而是直接去了城东的一片居民区。佟寿和马占山远远地跟着她，看见她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个男人探出头来——正是崔大鹏。
关春花跟崔大鹏说了几句话，然后崔大鹏把她让进了屋里。
佟寿的心跳加快了。“幽灵”在不在里面？
专案组在崔大鹏家附近蹲守了整整一个下午。崔大鹏的家是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平房，前后都有门。为了防止“幽灵”从后门逃跑，马占山带人守在了后门。
天快黑的时候，崔大鹏家的门开了。先出来的是关春花，她左右看了看，快步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一个人——不是崔大鹏，是一个穿着黑色棉袄的男人。
佟寿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背影，跟他在阿城追丢的那个人一模一样。
就是“幽灵”。
张胜保一声令下——“抓！”
几个便衣从埋伏点冲了出去。“幽灵”的反应极快。他听到动静，猛地转身，一脚踹翻了离他最近的便衣。另外三个便衣拔出手枪鸣枪示警。“幽灵”没有停步，转身就往巷子里跑。
但这次和上次不一样——后门也有马占山守着。
“幽灵”跑到巷子口，迎面撞上了马占山。马占山手里的枪指着他的胸口，喊了一声：“别动！”
“幽灵”站住了。
佟寿从后面赶上来，喘着粗气，看着眼前这个被按在地上的男人——就是那个修炉子的刘之君，就是那个在王兴荣举报信里的“幽灵”，就是那个手上沾着四十四条人命的杀手。
朴立本抬起头，看了佟寿一眼，嘴角动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张胜保走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张逮捕令，蹲下身，在朴立本面前展开：“朴立本，你涉嫌在侵华战争期间为日本关东军特高课效力，多次参与暗杀行动，现依法将你逮捕。”
朴立本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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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审讯
押回哈尔滨的路上，朴立本一直很安静。他坐在火车车厢的角落里，手铐铐在座椅的扶手上，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佟寿坐在他对面，观察了他一路。这个人的坐姿很奇怪——脊背挺得笔直，双脚平放在地上，膝盖并拢，两手放在大腿上。即使戴着手铐，他的姿态也一丝不乱。这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才会有的习惯。
到了哈尔滨之后，朴立本被关进了市公安局的审讯室。审讯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刷着白灰，窗户上安着铁栏杆。冬天的哈尔滨冷，审讯室里生着一个铁炉子，炉火烧得通红。
张胜保主审，佟寿做记录。
“姓名。”张胜保问。
“朴立本。”
“年龄。”
“二十八岁。”
“籍贯。”
“奉天郊区。”
“民族。”
“朝鲜族。”
张胜保停顿了一下，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朴立本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张胜保说：“我们要听你自己说。”
朴立本又沉默了一会儿。炉子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他开口了。
“我是1938年被特高课招进去的。那年我十九岁。”
朴立本说，他家祖孙三代都是干保镖的。他从小跟着父亲练武，拳脚功夫在十里八乡算得上数一数二。十九岁那年，关东军特高课的人在奉天招人，看中了他的身手，把他招了进去。
“当时他们跟我说，就是当警察，维护治安。进去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特高课的训练很严格。体能训练、格斗训练、射击训练、跟踪与反跟踪、密码通信、化装术——什么都练。训练了半年之后，他被分到了“隐形执行组”。
“‘隐形执行组’是干什么的？”张胜保问。
“暗杀。”
朴立本说，“隐形执行组”是特高课里最秘密的一个部门。组里的人不穿制服，没有公开身份，档案里不存照片。每次任务都是单独下达，目标是谁、为什么杀他，不解释，只管执行。
“你杀了多少人？”张胜保问。
朴立本沉默了很久。“记不清了。”
“关东军密档里记载的是四十四人。是不是？”
朴立本没有说话。
张胜保又问：“你都杀过些什么人？”
朴立本说：“什么人都有。中共地下党员、抗联的、国民党的、苏联的。还有一些……是日本自己人。”
“自己人？”
“叛变的。不听话的。知道得太多的。”朴立本说，“特高课内部的人，有时候也需要‘处理’。”
审讯室里安静了一会儿。炉子里的火苗跳了跳，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张胜保继续问，“你为什么没有回日本？”
朴立本说：“我回不去。我在特高课干的事，回去也是死。而且……我也没想回去。”
“那你为什么没有自首？”
朴立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张胜保换了一个角度：“你在教养院的时候，为什么要修那个炉子？”
朴立本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会问这个。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炉子漏烟，呛人。修好了，大家都能好过点。”
“那你怎么会修炉子？”
“训练的时候学过。特高课什么都教。修炉子、修水管、修锁、开锁——都用得上。”
张胜保看着眼前这个人——一个受过最专业训练的特工，一个手上沾了四十四条人命的杀手，在教养院里，居然会主动去修一个漏烟的炉子。
“你在教养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首？”
朴立本没有回答。
审讯持续了三天。朴立本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特高课“隐形执行组”的组织结构、他参与过的暗杀行动、他知道的其他潜伏特务的线索。
但他始终没有说出口的是——他在教养院修那个炉子的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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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四十四条人命
专案组根据朴立本的交代，核实了他参与过的暗杀行动。
四十四条人命，每一个都有名字、有身份、有家庭。
1940年春天，哈尔滨。一个叫李振声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道外区的一家茶馆里被枪杀。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现场只有一枚弹壳。档案里记载：死者三十六岁，家中有一妻一子。
1941年冬天，牡丹江。抗联的一个联络站被捣毁，三名联络员全部遇害。现场显示，凶手是从后窗翻入的，动作干净利落，没有惊动邻居。
1942年夏天，沈阳。一名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在回家的路上被人从背后勒死。尸体被发现时，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是根本没有预感到危险。
1943年春天，长春。一个日本商人被发现死在酒店房间里。表面上看是自杀，但特高课内部的人知道——那人是“处理”掉的，因为他跟苏联情报人员有接触。
还有更多。四十四个人，四十四条命。
专案组联系了其中的一些家属。有些家属还在——父母、妻子、孩子。他们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一个答案。
一个老太太拉着佟寿的手，哭着说：“我儿子走了八年了，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今天你们告诉我了……谢谢你们。”
佟寿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能握着老太太的手，点了点头。
朴立本交代的那些暗杀行动，大部分都跟关东军密档里的记载吻合。但也有几起，密档里根本没有记录——那些是特高课内部“处理”自己人的行动，连档案都不留。
“你杀自己人的时候，”张胜保在审讯中问他，“心里有没有过犹豫？”
朴立本沉默了很久。“有。”
“那为什么还是杀了？”
“因为不杀的话，死的就是我。”
朴立本说，在特高课里，服从是唯一的生存法则。不服从命令，就会被视为“不可靠”。而“不可靠”的结局只有一个。
“你有没有想过逃跑？”
“想过。但从特高课逃跑的人，没有一个活过三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关东军崩溃，特高课解散。朴立本趁乱销毁了自己的档案，换了一身便装，混在难民里离开了沈阳。
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辗转于东北各地——沈阳、长春、哈尔滨、阿城。他当过短工、做过小买卖、给人看过院子。他以为自己可以就这么藏下去，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
但1948年秋天，他在哈尔滨街头被巡逻民警扣留了。他没有身份证件，说不清自己的来历，被送进了教养院。
在教养院里，他看到了那份协查通报。他认出了自己的名字——朴立本。他知道自己暴露了。当天晚上，他翻墙逃跑了。
他去找了赵翠娥。在赵翠娥那里躲了三天。然后去找崔大鹏。崔大鹏不在，他又让关春花帮忙打听。关春花打听到崔大鹏在松原。他去了松原，找到了崔大鹏。
但就在他刚到松原的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你知不知道是谁举报的你？”张胜保问。
朴立本摇了摇头。“不知道。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举报我。我手上沾了太多血。”
审讯结束的那天晚上，佟寿在办公室里整理笔录。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记录着朴立本说的一段话——
“我在教养院修那个炉子的时候，炉子修好了，烟不呛了。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进特高课，我可能就是个修炉子的。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娶个媳妇。生个孩子。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但没机会了。”
佟寿把笔录合上，在窗前站了很久。哈尔滨的冬夜很静，远处能听到松花江上冰裂的声音，“咔嚓”一声，又“咔嚓”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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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审判
1949年9月，沈阳。
距离朴立本被捕已经过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里，专案组在全国各地奔波，核实了三十七名遇害者的身份和遇害经过。还有七人，因为年代久远、档案缺失，已经无法确认具体身份。但四十四这个数字，是关东军密档里记载的，也是朴立本自己承认的。
审判在沈阳进行。沈阳市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此案。
法庭设在沈阳中街的一栋老建筑里。那栋建筑以前是伪满洲国的一个法院，青砖灰瓦，门口有两根粗大的石柱。审判当天，能容纳二百多人的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有遇难者的家属，有新闻记者，有自发赶来的市民。
朴立本被法警带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攥紧了拳头。
朴立本穿着一身灰色的囚服，剃了光头，人比八个月前瘦了很多。他走到被告席上站定，面无表情。
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很长，一页一页地念，念了将近一个小时。每一页都记着一条人命——时间、地点、被害人的名字、遇害经过。念到那些名字的时候，旁听席上不断传来压抑的哭声。
朴立本一直低着头听着，没有抬头。
公诉人念完之后，审判长问朴立本：“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
朴立本抬起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没有异议。”
审判长又问：“你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朴立本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没什么好说的。我杀了那么多人，判我什么我都认。”
旁听席上有人在喊：“枪毙他！枪毙他！”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维持了秩序。
庭审持续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十几名遇难者的家属出庭作证。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走上证人席，颤巍巍地说：“我儿子死的时候才二十三岁，刚结婚半年。他媳妇后来改嫁了，但我一直没忘了他。”
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孩子的照片走上证人席，说：“这是我丈夫。他死的时候我怀着孕，孩子生下来没见过爸爸。”
朴立本听着这些证词，始终低着头。没有人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么。
第三天下午，庭审结束。合议庭经过评议，当庭宣判。
审判长站起来，宣读判决书：“被告人朴立本，在1938年至1945年期间，为日本关东军特高课效力，积极参与暗杀行动，杀害中国公民及反法西斯人士共计四十四人。其行为已构成战争罪和反革命罪，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处被告人朴立本死刑，立即执行。”
宣判的那一刻，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站起来鼓掌。
朴立本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法警走过来，把他带出了法庭。
1949年9月26日，沈阳。
执行枪决的地点在沈阳城郊的一片空地上。那天天气不错，天很蓝，没有风。法警把朴立本带到行刑地点，让他面朝一面土墙跪下。
执行前，一个工作人员问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朴立本沉默了几秒钟，说：“没有了。”
工作人员退后几步。法警举起了枪。
枪声响了。
朴立本倒下去的时候，脸朝下，趴在了那片土地上。那片土地是他出生的地方——奉天郊区，沈阳城郊。他十九岁从这里走出去，走进了特高课，走上了那条不归路。二十八年后，他又回到了这里。
但这次，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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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余音
朴立本被处决的消息，第二天登上了东北几家报纸的版面。标题大多差不多——“原日本关东军特高课杀手‘幽灵’伏法”“四十四条人命血债血偿”。
消息传到哈尔滨的时候，佟寿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他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报纸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此后的几个月里，专案组根据朴立本交代的线索，又在东北各地抓获了十多名潜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这些人有的是特高课的残余分子，有的是伪满洲国的警察和官员，在日本投降之后隐姓埋名，藏匿在城市的角落里。
195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彻底清除潜伏在各地的日伪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在随后的几年里，又有大批隐藏的特务被挖了出来。
哈尔滨教养院后来被改建成了一所学校。原来的火炉房拆了男人戴表戴哪只手，盖了新教室。当年的那个炉子早就没有了——那个被朴立本修好的、不漏烟的炉子。
赵翠娥在朴立本被捕之后，搬离了阿城。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关春花仍在道里区卖煎饼。她后来又被公安局叫去问了几次话，但最终没有被追究——她确实不知道朴立本的真实身份。
崔大鹏从松原回到了哈尔滨，继续在西菜馆当大厨。他后来接受了一次采访，说：“我跟朴立本是同乡，认识很多年了。他来找我的时候，说遇到了麻烦，想借点钱。我给了他一些钱，让他赶紧走。但我真不知道他是特务。”
那个在西菜馆当小徒弟的十七岁男孩——就是那个注意到关春花“一脸无动于衷”的细心的孩子——后来在张胜保的推荐下，考进了公安局。他从一个厨子变成了一名警察，一直干到退休。
张胜保在“幽灵”案结案之后，又投入了其他的案件侦破工作。他后来成为哈尔滨市公安局的骨干侦查员，参与侦破了多起大案要案。
佟寿在“幽灵”案之后，正式从内勤调到了侦查岗位。他后来回忆说：“那个案子教会我一件事——再小的细节，都可能是一个大案的关键。”
1949年9月26日，朴立本被执行死刑的那天，沈阳城郊的那片空地上，有人看到一只鸟从天上飞过去。那只鸟飞得很高，在蓝天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往南飞走了。
没有人知道它飞去了哪里。
就像没有人知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还有多少个像“幽灵”一样的人，潜伏在黑暗中，等待着被发现、被清算。
但历史记住了朴立本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是什么英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刽子手。他手上的四十四条人命，是那个血与火的年代留给这个国家的伤疤。
那些伤疤，有的愈合了，有的永远都不会愈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无数人流下了眼泪。
在沈阳城郊的那片空地上，风把尘土吹起来，又吹落下去。一切都被掩埋了。
但有些东西是掩埋不了的。
比如历史。
比如真相。
比如那些在黑暗中等待了太久、终于等到了光明的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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