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七）
作者：读裁者黄远辉，专注人文历史，质量标准，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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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释学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德国哲学家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代表作有《真理与方法》。
解释学其实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词源上来说，“解释”源于希腊神话里一个叫“赫尔墨斯”的神。他是一位传递信息之神，他的任务就是将宙斯的旨意传达出去。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不是方法论与认识论意义上的解释学，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在他看来，“解释”并不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也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外在关系的体现。伽达默尔将“解释和理解”活动本身当作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他认为，“理解和解释”本就是人生活的一种根本存在方式，是“此在存在的一种体验”，是“此在向未来进行筹划的存在方式”。
“理解和解释”行为渗透于人自身的存在之中——人怎样理解、领会世界，怎样进行自我筹划，人就怎样显现自身、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世。人的“理解和解释”行为的过程，就是人的存在过程，是人显现自身的过程。因此，伽达默尔解释道：人是理解着的存在。
伽达默尔将“解释和理解”活动本身当作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从而开创了本体论意义的解释学。
人自出生那一刻起，便已受到一定的历史性因素的影响，如时代环境、文化环境、家庭环境等。大环境是人自身无法改变的，是人生存的先前境域。这就是一种“历史性”的体现。
人是打上了历史烙印的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世界的环境正是人之生存的境域。人活于世总要受到历史性要素的制约，不存在脱离历史性要素的人。
“理解的历史性”的意思是：理解活动本身也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理解”是带有历史性特征的“理解”。
伽达默尔开创了一个词——“效果历史”，以此来形容历史性对理解活动本身的影响。理解活动是“效果历史”事件。
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看来，历史没有本来的面目，也并不存在客观纯粹的历史。
伽达默尔从“效果历史意识”引出解释学的处境概念。通俗理解，“处境”就是理解者所处的境况，是历史的产物，具有静态的特征。
立足于大背景中某一个点的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通过眼睛看到的这片区域就是“视域”。“视域”是有边界的，也是有局限性的。伽达默尔用“视域”概念并非指人具体看到的东西是什么，而是用来表征理解者的视角、出发点与视野问题。
“视域”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视域是具有历史性的视域。在不同的处境中，人就会产生不同的视域。比如，出生于二战时期和出生于和平年代的人，由于历史处境不同，人的视域就会不同。
第二，视域是流动而开放的。当每个人形成了自己的视域，不代表此视域一成不变，视域总是处在流动之中，视域不是封闭孤立的视域。
因为历史环境不同，处境不同，理解者和理解对象（文本作者）总会形成自己的视域。那么，如何让“理解”得以可能呢？这就需要进行“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图片来自《哲学100问：后现代的刺》一书
后现代思潮的特点：要求去中心化（）、解构（）、差异（）等，导致了传统的科技伦理主体在后现代视域中的消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主体的消解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和危险的，尤其是在科技发展处于不确定性的时代。
为了厘清后现代视域中科技伦理主体的存在状态，需要我们对近现代主体观念的变迁进行一番仔细的梳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本质上发现为什么现代的主体观念在后现代视域中消解了，它的后果是什么？以及我们的努力方向。
“视域融合”的根源即是“”之“Sein”自身的澄明与显现。从其始源性来说，“视域融合”中包含看、听、说三个方面。此三者中任何一方都投射着其它两方，它们同出于一源，融通无间地展现出“此在”活泼的生存境域。
九、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基上摧毁传统哲学构建的“同一性”，否定理性秩序的神圣性和崇高性，拒绝宏大的叙事风格，寻求碎片性和多元性。
解构主义表达出“反本质”“反基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态度，其目标就是消解传统秩序的统治、铲除传统理性的根基。解构主义者代表人物是米歇尔·福柯与雅克·德里达。
福柯是后现代主义大师级的人物，热衷于追求极致的巅峰体验，并从中获得快感，进而进行哲学创作。福柯的理论分为两大部分：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其代表作为《疯癫与文明》《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
米歇尔·福柯偏执而疯狂，孤僻而暴躁；他迷恋极限的体验，追求销魂的快感。
他在同性恋浴室大声呻吟，热衷于性虐待的游戏。
他种植大麻，服用迷幻剂；他在飘飘欲仙中撞向汽车。
他探讨疯癫、犯罪、监狱、同性恋等边缘话题，他向往濒临死亡之快感，迷恋崩溃之狂乱；
他的极限体验塑造了他的哲学风格。
只有在梦幻的兴奋中，他才能生发出对生命的全新顿悟，才能寻找到批判与解构理性的哲学依据。
他曾说：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去过危险的生活。
福柯以一种极端的展现方式，带给哲学阵阵快感，他骨子里就透着一种反叛精神：他要解构现代理性和人的主体性，摧毁传统理论的根基。
知识考古学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深入知识的深层，厘清知识的来龙去脉，挖掘被掩盖的知识的根基问题，找出平时人们不太注意或忽略的要素，从而对其进行解构与消解。《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等是知识考古学领域的代表著作。
系谱学的概念来源于尼采。福柯将尼采进行道德分析的方法，即系谱学方法，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系谱学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将各个概念背后的关联点梳理出来，找到概念背后的核心要素，进而达到解构的目的。《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是系谱学研究的代表作，福柯通过对监狱问题与性问题的探讨，挖掘出其背后的核心要素——“权力”。
福柯经考察发现，在17世纪之前，“疯癫”并没有被人们当作疾病。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迷狂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说，理性思考的最佳境界是迷狂之境，人会被思想的火花点燃而疯狂起来。
中世纪时期，癫狂一方面与人的堕落相联系，另一方面与人的神圣的拯救相联系。《疯癫与文明》一书的第一章的主题“愚人船”对此有描述，福柯在书中说到：“航行使人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疯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
▲《疯癫与文明》脉络梳理，图片来自《哲学100问：后现代的刺》一书
17世纪以后，人们对“疯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疯癫”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被确立为一种精神病；疯癫者成为一群非理智的、需要加以治疗的病人；人们开始排斥“疯癫”现象并远离疯癫者。
到了19世纪初，社会出现了将罪犯和疯人分开管理的呼声。随后，新的疯人院和现代精神病院兴起，疯人们被专门集中起来进行治疗。疯人院是对大禁闭制度的一种强化，“疯癫”也被正式确立为精神病。在此，推荐大家观看一部经典电影——《飞越疯人院》。
福柯认为，“疯癫被视为一种疾病”的过程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对此进行了哲学上的批判。人们试图通过理性统治世界，但理性的标准并不是来自知识的论证，而是偶然因素使然。现代文明貌似以理性的方式呈现，但实则显露出非理性的本质。
通过对疯癫史的素材梳理，福柯彻底消解了现代理性的基石。之后在《词与物》中，他对“人的主体性”也予以了消解。
福柯认为，自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初，整个西方文化和知识史分为三个发展时期：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至18世纪的古典时期，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现代时期。这三个阶段的知识型分别是相似型、表象型和自我表象型。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知识型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果照此趋势，到当代时期，知识型的变化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福柯认为它会导致“人之死”，这也是《词与物》得出的一个结论。
▲《词与物》脉络梳理，图片来自《哲学100问：后现代的刺》一书
“人之死”并非人生命的消亡，而是指人的主体性的消亡——人不再成为世界的主角，不再居于创造的中心位置。未来，人只不过是世界的一个螺丝钉，处在世界的大结构之中。
正如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所说：“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