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铁蹄踏碎东京梦华，南渡君臣何去何从？两宋之际中原风云变色，历史又将如何转向？
5月9日下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史专家虞云国老师在临海市图书馆做了一场讲座，题为《南渡君臣中兴梦：南宋高宗及其绍兴体制》。他向大家勾勒了建炎南渡到绍兴内禅之间的一代大势，展现南渡君臣多姿多彩的群像谱，讲述其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宋朝、南宋与宋高宗时代的研究体会。
现摘取片段与本报读者共享。
〖讲座片段〗
靖康之变后，北宋政权一朝倾覆。靖康二年（1127），宋徽宗、宋钦宗及其后妃、皇子、公主被金军俘虏北上。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因为在外逃过一劫。之后，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南宋，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
之后，宋高宗与秦桧联手确立了绍兴体制。这是一种君主与权相合谋以专权的体制，它不仅贯穿南宋始终，左右着南宋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
一
在南宋的君臣中，岳飞和秦桧是大家所熟知的。民间多认为是秦桧害死了岳飞，这个不是特别准确。
谈到岳飞之死，我首先要问，大家认为岳飞懂不懂政治？
岳飞之前作为大将，后来又官至枢密使岳飞和秦桧真实历史，按理说他是懂得政治的。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政治有三个层面：
一个是儒家提倡的良性政治。张载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人无愧天地良心，做事对得起天下百姓，希望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范仲淹和岳飞都是遵循并且努力去做的。
第二个政治是一般政治，即臣事君以忠。这个岳飞也做到了，但是他忠过了头。
第三个政治是特定政治。一代有一代的领导人，每个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治国理念，你要符合这个领导的理念才会被看重。在这个特定政治上，我们只能说岳飞太不懂政治了。
有两个事件足以说明这点。
绍兴六年（1136），岳飞母亲病故。绍兴七年（1137），朝廷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高宗原本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兵马交予岳飞指挥，岳飞是坚决的抗金派，马上提出要领兵十万，出师北伐，这恰恰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兵马拨给岳飞，岳飞对此十分不满，擅自解除军职，要到庐山上为母亲守孝三年。这恰恰犯了专政统治的忌讳，高宗连下三道诏书将岳飞召回。因为此时还需要岳飞，高宗没有对他怎么样，但心中已经十分不悦。
同年八月，岳飞又犯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
宋高宗在建炎三年（1129）逃到扬州，他荒淫无耻、白日宣淫。完颜兀术的军队快要打到天长县，他还在床上。所以，当部队传回消息的时候，高宗被吓坏了岳飞和秦桧真实历史，之后生殖功能没有恢复。之前，高宗的独生子已在苗刘之变中惊悸而死。高宗领养了两个宋太祖的后人当做皇子，却迟迟不愿意立下储君之位。岳飞私下和高宗见面时，恳请他早立皇太子。这里岳飞犯了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无法生育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立储之事，文臣尚且不好开口，岳飞一个武将更加不该提了。
岳飞不懂宋高宗的政治，他的死就是必然了。再加上岳飞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宗弼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议和作为巩固自己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现在岳飞的坟墓面前还跪着秦桧的塑像，我们说秦桧跪在那里是应该的，但是害死岳飞的主谋应该是宋高宗。
二
我们再来说说秦桧专政的问题。
秦桧是南宋出现的第一个权相，这不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是宋高宗扶持的。
为什么这么说？
绍兴四年（1134），秦桧因为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口号被宋高宗赶出中枢权力机构。当时他给自己的好友写了一封信，信里大意：我被罢官，朝堂对我的议论很可怕，我到现在都不敢轻举妄动，甚至把自己的墓地都选好了。由此可见秦桧惶惶不可终日，没想到自己还有被重用的一日。
宋高宗是一个主和派，他后来重用秦桧有两个目的：对外，你帮我和金朝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和议。对内，你帮我打击抗金派。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的麻烦事情都你来做，在打造和议体制的过程中，出了任何问题，罪名由你来担，功劳是我的。高宗用秦桧目的明确，当自己的走狗，代理人。
秦桧死了后，高宗对外宣称，秦桧当政时期自己也很害怕，日常在靴子里藏有匕首防身。这是糊弄下面不明真相的大臣，将罪名往秦桧身上推。
秦桧一死，宋高宗手段高明地解决了权相留下的政治难题。针对非议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汹涌言论，他明确宣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悉由朕衷”，“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继续维护君相共同决策的体制。与此同时，他及时与秦桧主政时的倒行逆施作了切割，把秦桧的儿孙至亲死党全部罢免，让一代权相充当绍兴“政治整肃”的替罪羊。
〖深学建议〗
由于时间限制，讲座《南渡君臣中兴梦》只能做了简单的介绍。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阅读我的《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至于绍兴体制对其后南宋历史的影响，尤其是宋宁宗时代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的《南宋行暮:南宋光宗宁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如果读了以上两书，还想进一步了解整个两宋史，那么，我的《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是一本合适的入门书。这本书以大宋史的视野，概括而全面地叙述了宋朝以及与其先后对峙共存的辽朝、西夏和金朝的历史，阅读以后一定会对十到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高屋建瓴式的把握。
宋朝历史丰富多彩，尤其是社会风俗更是令人趣味盎然。我的《水浒寻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是一册文史兼融而图文并茂的读物，以《水浒传》里出现的宋代风俗名物为切入点，展现了有别于政治史的宋代社会文化的另一个面相。今夏我还将出版《中州盛日与钱塘遗事》（中华书局，2021年7月），这本书的副题是《再说宋朝》，是继《细说宋朝》后我关于宋朝历史随笔的全面结集，从大势追踪、人物群像、文化掠影与时代纵论等角度再次论说宋朝历史文化，也是值得预作介绍的。
